是传统学者对儒学格局的基本认识,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孟子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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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辛亚民博士曾从学于北师大郑万耕教授、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在《周易》尤其是《归藏》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成绩突出。2012年他博士后出站,申请来人大国学院工作,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以较高的票数通过国学院的遴选,给参加面试的学术委员留下深刻印象。亚民来国学院任教后,先后开设了“《论语》研读”“《归藏》研究”等课程,还组织了《周易》读书班,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到来,为国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2011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担任首席专家。这个项目可以有两个配套子课题,于是我推荐了亚民,请他加入到孟学史研究队伍中来。亚民欣然接受,在继续从事易学研究的同时,又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开始了孟学史的研究,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现在他的课题已经完成,成果准备结集出版,我为他感到高兴,也乐意写几句话表示祝贺。

第四场主题是“仁礼关系与内圣外王”。方朝晖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儒学的当代重建问题,认为儒家的性善论和王道政治能够为今天社会结构的转型,提供启发意义。邹晓东教授将孟学、荀学分别概括为“自作主宰”、“君师致教”,在今天的政治实践中依然可以看到这两个传统的影响,如何将这两个传统相统一,是统合孟荀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在哲学上做出深入的探讨。梁涛教授指出,孟荀的关系经历了从“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的转变,汉代儒者基本是孟荀并重,将孟子的仁政与荀子的礼法相结合。宋明以后,虽然出现尊孟贬荀的倾向,但荀学实际仍在发挥作用,梁涛教授称之为“荀学的隐形化”。各位学者还针对儒家道德是否具有宗教性、市民社会与公民道德、政治与道德关系、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及与西方对话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学术界一般认为,荀子集先秦学术思想之大成,他的思想是先秦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但是,荀子的思想为什么能够成为最高峰?他为什么能够集大成?又是如何集大成的?这些问题只有结合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他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荀子的思想同稷下学术的关系十分密切,他通过对稷下诸子思想的批判吸取而把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离开稷下诸子的思想创造和学术积累就没有荀子的集大成。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稷下学宫作一些简要介绍。

第一讲 荀子其人其书

徐先生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夸大了荀子的影响。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荀子均对汉代儒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孟子荀卿列传》就可以反映出来。《儒林传》也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说明司马迁将孟、荀二人是等量齐观的,学者称为孟荀齐号。就汉代经学而言,孟、荀其实都产生过影响。蒙文通有《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一文,对孟子与汉代经学的关系做了初步梳理。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一书中则指出:“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由于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汉代《春秋》学的理论基础,其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故有学者甚至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就汉代子学而言,也并非只是荀学的延续,而更多表现为对孟、荀的融合。如在人性论上,一些儒家学者试图在理论上将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相融合,并提出自己对人性的理解,董仲舒、扬雄均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在政治思想上,则主要将孟子倡导的仁政与荀子强调的礼法相结合,同样是兼取孟荀,而不是荀学独尊。只不过汉代儒学关注的主题尚不是天道性命,而是礼乐刑政,故荀学更适合时代的需要,受到诸子的垂青而已。从孟学史的角度看,两汉时期孟学总体上处于上升、发展之中,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一是在西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大放异彩,成为贤良、文学抨击时政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来源,而孟子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二是扬雄推崇孟子,自比于孟子,仿效孟子批判杨墨,捍卫孔子之道。唐韩愈曾说“因扬书而孟氏益尊”,徐复观先生也说,“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拔《孟子》于诸子之上,以为不异于孔子的,也是始于扬雄”。有学者将孟学史的发展概况为由“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那么这一过程在汉代实际已经出现了。

“孟荀二分”是传统学者对儒学格局的基本认识,随着道统说提出而被进一步强化。宋明理学家一方面定孟学为正统,另一方面又斥荀学为异端,流波所及,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等人,仍然坚守上述严判,视荀学与两汉经学为歧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杜维明先生提出儒学“三期说”,李泽厚先生提出“四期说”,根本分歧即在于对荀学及两汉经学的评价和认识。

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强调“明于天人之分”,这也是受到了稷下诸子天道观的影响。在孔子和孟子那里,“天”具有人格的意义和道德属性,稷下诸子则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强调天的运行与人无关。荀子沿着稷下诸子的理论方向,也把天还原为自然之天,但他又认为人在天面前不是消极被动的,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则是对《管子》中“使物”“裁物”“君万物”思想的吸取。

教学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谈到宋代的尊孟,就不能不涉及同时并存的“非孟”思潮。如果说尊孟学者往往钟情于孟子的性善论、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和独立人格,那么,非孟学者担忧的恰恰是以上内容对大一统君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据记载,宋时严松曾问梭山:“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说:“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象山叹息曰:“旷古以来,无此议论。”陆象山所叹息的正是非孟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在他们看来,孟子游说诸侯,不是劝其尊周王,而是鼓励其行仁政自己称王,这本身就有悖于孔子,不仅不符合名教之旨,一旦流行起来,还会对当时的统治秩序形成冲击。如李觏批评说,“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因此,如果跳出心性,如何看待非孟学者对孟子政治思想的批判和评价?尊孟学者又是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同样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第一场主题是“儒学分期与道统重估”。这一环节中李泽厚先生虽未能参会,但是为会议专门提交了书面发言,阐述了“举孟旗,行荀学”的基本观点。杜维明先生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儒学分期,关键性问题不在于分为几期,而在于传统儒学是否可能有进一步发展?今天这一问题已不存在,儒学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应当思考的是儒学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统合孟荀不失为一条好的进路。杨泽波教授针对李泽厚先生“举孟旗,行荀学”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李先生的“新旁出说”,将孟子、阳明视为“别子为宗”,贬低乃至否定心学一派,未能照顾到儒学的整体脉络,与牟宗三先生殊途同归,仍是一偏。只有“统合孟荀”才是实现儒学开新之途。梁涛教授认为,由孔子而有孟荀,儒学史上,凡统合孟荀者皆为大宗,取孟、荀一方者为小宗,董仲舒、朱熹都表现出统合孟荀的思向,故为大宗,陆王以及李觏、清代以礼代理派分别承继孟、荀,是为小宗。梁涛教授指出,儒学史上确有“举孟旗,行荀学”的学者,但不是李泽厚所主张的朱熹,而是王安石、戴震等人。

原标题:荀子与稷下诸子

第六讲 荀子的礼乐思想

两宋是孟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彻底压倒荀学,取得正统地位,《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对于这一变化,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两汉儒学偏重制度的建构,对天道性命关注不够,因此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学在形上学方面遇到巨大挑战,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为了迎接挑战,儒家学者就必须重建道德性命之学,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包含了丰富的天道性命的内容,故受到理学家的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孟子的地位也一再提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理学家或道学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宋代儒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宋代儒学的主题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贯通,宋代儒者是以天道性命为礼乐刑政、名教事业的理论依据,以礼乐刑政、名教事业为天道性命的落实处,故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而谈到礼乐刑政就不能不涉及到荀学,故有宋一代,表面上孟学一支独盛,但实际上荀学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荀学的隐形化”,即一些学者虽然推崇孟子,贬斥荀子,但又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利用荀子的思想,这方面可以王安石为代表。王安石尊孟贬荀为世人所知,其《淮南杂说》一问世,便被世人视为孟子复出;其《性论》一文也表达了与孟子相似的性善论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思想成熟后,便主动放弃了性善论,而采用自然人性论,主张“以习言性”。其对礼乐刑政的论证也主要是荀学的思路,即从自然情感中推出可以共存的普遍之性,视其为礼乐的根据与来源,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肯定,并以刑政加以维护。关于这个问题,拙文《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展开。总之,即使在两宋时期,荀学地位虽然下降,但在儒学的建构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对儒家来说,谈内圣、心性,固然要以性善论为根本;而谈外王、制度,则又要回到自然人性论。从这一点看,荀学依然是宋代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倾向平等看待孟、荀对儒学的影响和贡献,“统合孟荀”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述及,掀起新一轮的讨论。鉴于“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涉及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荀子研究中心于2017年10月28日至10月29日举办“统合孟荀与道统重估”学术探讨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杜维明教授,复旦大学哲学院杨泽波教授、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郭沂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荀子就是这样,通过对稷下诸子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吸取,集百家之大成,把先秦哲学发展到了最高峰。通过这种方式,荀子的思想弥补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不足,大大提升了儒学适应社会、管理社会的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提供了长治久安的最佳治国方案,汉代以后历朝历代所实际采用的,事实上都是荀子提出的这种儒法结合、礼主刑辅、阳儒阴法的治国模式理论。诚如谭嗣同所指出的,“两千年之学,荀学也”,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

主讲人:余治平

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对后来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宋代以后地位不断提升,有亚圣之尊,孔孟之道几乎成为儒学正统的代称。《孟子》一书也经历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迁,特别是朱熹将其编入《四书集注》后,更是受到学者的关注,历代注疏、阐发、评述《孟子》的学者层出不穷,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现代学术转型后,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孟子思想上,这方面成果突出,蔚为大观,对孟学史则关注不够,研究相对薄弱。1998年郭店竹简公布后,由于子思遗籍的发现,思孟学派受到学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集中研究思孟学派尤其是孟子,十年后于2008年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此后又相继完成《孟子解读》《思孟学案》两部着作。这时我的孟子和思孟学派研究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将目光转向一是荀子,二是孟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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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是中国人的骄傲,而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发生的。

内容简介:从人性的内容、结构和目的三个思路看,荀子的人性论,既凸显了礼义教化的必要性,同时,蕴含了人达于“善”的可能性。在荀子看来,人的存在及其伦理的体系,应是一个始终相扣的自足自洽的系统。

宋代的孟学及其与荀学的关系,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而是包含着更为丰富的面向和内容,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第一手材料做全面、细致的收集和梳理。亚民的这部《文献集成》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孟学史材料,免去了研究者的检索之繁。相信亚民的工作会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肯定,也会对我们正在写作的《中国孟学史》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帮助。

会议第三场以“天道性命与人性善恶”为主题。梁涛教授介绍了他对孟、荀人性论的理解,认为荀子人性论是性恶心善论,而不是传统上的性恶论,认为性恶心善论为统合孟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人性论范式。邓小虎教授提出,荀子从性恶到养心以诚的“为己之学”,说明他在制度建设之外,没有忽视道德自主性和修养问题。在统合问题上,主张以荀统孟。廖晓炜教授认为,与荀子相比,孟子思想更为深刻,更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故应当以孟统荀。梁涛教授认为,所谓统合孟荀既不应“以孟统荀”,也不应“以荀统孟”,否则会把“孟”“荀”当作是已完成的,固定的,而不是有待发展的。统合孟荀应当回到儒学的基本问题,重新考虑孟、荀带给我们的启示,进行儒学创造。杨泽波教授介绍了他在博士论文写作中曾试图提出“回到孔子去”的曲折过程,认为统合孟荀就是回到孔子去。张俊教授提出儒家存在宗教性的天命信仰与哲学、人文化的天命信仰两条进路,二者此消彼长,似乎相互排斥,但在实际社会中却是相互并存,共同发挥作用,今天仍应以中庸的态度看待这两个传统。学者们基本认同,孟荀的人性论在历史上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今天依然是重建儒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稷下学宫创办之前,学者们天各一方、互不相识,难以开展争鸣。稷下学宫为学术思想的交流发展搭建了一个极好的平台,各家各派的学者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辩论十分方便,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百家争鸣在这里迅速达到了高潮。

主办单位: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至于我从孟子转向孟学史研究,则更多是出于学术的考虑。《孟子》固然重要,但历史上注《孟》、释《孟》的着作数量更为庞大,有些着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孟学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孟子》。其实不仅《孟子》如此,其他经典亦是无不此。所以一部经典的研究相对成熟以后,便转向这部经典的学术史研究,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如《论语》研究转向《论语》学史研究,《老子》研究转向老学史研究,《庄子》研究转向庄学史研究等等,《孟子》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一点看,《中国孟学史》的立项可谓适逢其时,顺应了学术的内在发展和要求。我转向孟学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孟子研究院成立后,启动了《孟子文献集成》重大项目,对历代孟学史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我参与了这一工作,担任副主编,目前已出版宋元卷和明代卷共46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米已下锅,该巧妇施展厨艺了,孟学史研究自然便被提到议程之上。不过由于荀子的缘故,我在从事孟学史研究时,比较重视孟学与荀学的关系,注意考察二者的相互影响和此长彼消,这是我在做课题论证时便向课题组成员所强调的。

10月29日上午,与会学者围绕着孟、荀思想的异同,进行了第五场自由研讨。毫无疑问,孟子与荀子思想差异很大,但也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廖晓炜先生强调,战国中晚期对于“性”概念理解有所变化,荀子讲性恶,但不否认人性中有为善的可能。陈迎年教授提出疑问,孟子讲性善,但为什么又会有恶的存在?梁涛教授回应重点在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荀思想中都有意志自由的表现。此外,杨泽波教授还对荀子是否讲“四端”提出怀疑,梁涛教授则认为恻隐和羞恶之心在荀子思想中不甚明确,但确实存在不同于孟子的是非之心。孙伟、王堃、李记芬、沈云波等与会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讨论在“统合孟荀,重估道统”的理论基础上,深入了我们对于孟、荀各自思想的理解。

荀子十五岁始来稷下游学,到齐襄王时已是“最为老师”,在稷下学宫中“三为祭酒”,长期担任学术领袖,对活跃在稷下的各种学说最为熟悉,因而他最有条件对百家之学进行系统的总结、整合和提高。

主讲人:廖名春

学界公认,孟子的亚圣地位是逐步确立的,南宋以后孟学才压倒荀学,成为儒学正统,《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但从整个儒学史来看,孟学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与荀学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谭嗣同曾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似夸大了荀学的影响,对荀学的评价也不够客观。但仍有一些学者主张,至少在两汉时期荀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孟学,这方面以台湾的徐平章先生为代表。徐先生主要从汉代的经学、子学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经学方面,虽然孟、荀均传授六艺,但由于荀子差不多活到“六王毕,四海一”的战国后期,六经多是由他才传到后代,汉初的经师,如毛公、申公、穆生、白生、张苍、贾谊、大小戴等,直接或间接都出于荀子之门,所以荀子与汉代经学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点前人也曾谈到,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梁启超亦称:“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汉代儒学除经学外,亦包括子学,而荀子“隆礼重法”,注重外王事功,对汉代诸子亦影响颇深。“汉世儒者,非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辈博士经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学。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盖两汉学术,经学固云独盛,然因承先秦诸家之余风,子学述作亦复不少,其列于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吾人读其书,荀卿之色彩颇浓,申、韩之绪余,亦往往杂出乎其间。”并由此认为,“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子治之”(徐平章:《荀子与两汉儒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为期两天的会议,各位学者围绕性善论与王道政治、下学何以上达、儒学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及社会秩序建立的启发和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精彩讨论。学者们还借助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拓宽研究思路,对本次会议的主题“统合孟荀,创新儒学”做出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诠释。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主张礼法互补。礼治和法治是古代治理国家的两种最基本的思路和方式,在荀子之前,儒家主张礼治和道德教化,法家则主张纯任法治,两家大体上是互相排斥的。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稷下诸子慎到、尹文等开始调和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尝试在法治的基础上吸收儒家提倡的道德教化作为补充。荀子沿着儒法结合的理论方向继续发展,提出了以儒家的礼治和道德教化为主,同时以法治为辅助手段的思想,这是对儒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大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的不足。

内容简介:孔子、孟子、荀子可视作先秦儒学三大发展阶段。孔子兼重仁礼,孟子侧重仁,荀子侧重礼;孔子主张性近习远,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这是荀子的思想创新之所在,但并不是全部的内涵。理清荀子与孔、孟之间的扬弃关系,夯实荀子对于先秦儒学的思想创新,就能完整地呈现、真切地敞开荀子作为儒家、思想家的本来面目。

我关注荀子,主要是因为在研究思孟学派过程中,发现子思的思想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影响到以后的荀子,学术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子思与荀子之间实际也存在着联系。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的好处是深化,孟子、荀子分别对孔子的仁学、礼学做了进一步发展;其缺点则是窄化,儒学本来是内外并重,仁、礼统一的,到了孟、荀则各取一偏,使丰富的儒学传统变得狭窄了。基于这种认识,我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专门增加了“结语”一章,提出统合孟荀,重建道统。这时荀子研究已经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故在结束思孟学派研究后,我马上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同时接受邯郸学院的聘请,担任“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与廖名春教授一起组织、成立荀子研究学会,与康香阁教授编辑、出版《荀子研究》,并组织、举办了三届荀子研究国际会议,我的研究方向已全面转向了荀子。

会议第二场以“连续存有与内在超越”为主题。梁涛教授引言,在连续存有的“天道观”之下,我们能否在“内在超越”的基础上,同时兼容“外在超越”。各位学者就孟、荀思想如何相通,展开了热烈讨论。郭沂教授认为,儒学历史上存在着以内在超越为代表的“天人统”和外在超越为代表的“人天统”两种传统。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重建,“受之以荀”和“纠之以孟”需要同时进行。梁世和研究员从“外在超越”对“统合孟荀”提出新看法,认为肯·威尔伯整合理论对统合孟荀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刘悦迪研究员认为“统合孟荀”不应是外通,而应是“内通”,只有在心、性、情等问题上做到内通,最后才能达到“内外相通”。

荀子对稷下诸子百家的总结和整合主要是通过批评和吸取两种方式进行的,主要反映在《荀子》一书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正论》等篇中。事实上,荀子是对全部先秦学术思想进行总结,他批评和吸取的不只是稷下诸子的思想,还包括稷下之外和稷下之前的思想,而以稷下诸子的思想最为集中。荀子批评了稷下诸子宋钘、慎到、田骈、孟子等人的学术思想,指出了他们思想中的偏蔽之处和不正确的内容。例如,批评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批评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批评慎到“有见于后,无见于先”,批评宋钘“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批评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批评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等等。通过对稷下诸子的批评,荀子吸取了他们的思维教训,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但是荀子在批评稷下诸子的同时,也说他们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他们思想的合理之处也给予了肯定。

内容简介: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仁和礼的核心概念。孔子之后,孟子即心言性,提出性善论,侧重于心性与君子人格等仁学理论;荀子则隆礼重法,关注礼乐刑政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儒学中的孟学与荀学,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只有统合孟学与荀学,才能真正完成儒学体系的重建。

本次会议全程由梁涛教授主持,10月28日的讨论围绕四个主题展开:

齐国君主为稷下的学者开出的待遇极为优厚,从而迅速吸引了来自列国的大批学者。他们号称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同时又“受上大夫之禄”,生活十分优裕。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没有具体政务的烦劳,不必承担什么风险和责任,可以专心地从事学术活动。齐国君主对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并不干预,鼓励学者们畅所欲言,所以这里的学风十分自由和平等,涌现出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各家各派在这里都发展到了本学派的成熟阶段。

第七讲 荀子的荣辱观及修身

下面我们再从几个方面谈谈荀子对稷下诸子思想的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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